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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都当副县长了

2017/8/16 17:42:00 阅读:
财经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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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又刷了一把头条,这回不是南航选座,而是因为一个90后女博士副县长。

 

说来简单,西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微信“西安发布”发表了《选调生谈大西安建设》系列文章,其中一篇披露,出生于1990年1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郑睿臻,被分配至西安市周至县挂任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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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睿臻


90后,副县长,比一般副处级干部要小10到15岁。两些标签让这位副县长甫一上任就获得了舆论的特别关注:“别人的27岁”,是怎么做到的?

 

27岁博士当副县长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郑睿臻本科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2年,郑睿臻被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推免生录取,是中国人民大学2013至2014学年硕博连读生。当年,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选拔的硕博连读名额有六个,郑睿臻是其中之一。在2015年,她还被公派至美国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攻读联合培养博士生。

 

在“西安发布”推送的文章中,郑睿臻说,“作为今年的定向招录选调生,我分配至周至县挂职担任副县长”,“我将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立足周至的资源禀赋,发挥专业所学。”

 

从官方给出的资料来看,郑睿臻担任副县长,属于选调生挂职。今年,陕西省委组织部给西安市定向招录选调生69名,全部来自全国“985”院校和省内“211”院校,其中博士2名,硕士55名,本科12名。这批选调生本月到岗,全部分配至区县基层一线工作。郑睿臻就是这些选调生中的一员。

 

所谓的挂职,则是在不改变干部行政关系的前提下,委以具体的职务到其他地方,培养锻炼的一种临时性任职行为。换句话说,挂职的公务员还属于选派单位的人,占用原单位的编制,锻炼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或者留用、提拔。

 

全国不止她一个


在郑睿臻之前,媒体还曝光过一位“90后”挂职副县长。

 

2016年8月,出生于1990年4月的方祎铭,挂职新疆尉犁县副县长,当时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

 

从尉犁县政府官网上的消息可知,方祎铭是北京人,朝鲜族,于2011年7月参加工作,在读研究生学历。挂职副县长时,方祎铭才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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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界关注的家庭背景,方祎铭曾回应,他并非公务员编制,此前曾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工作,来尉犁县系挂职而非任职,工资仍由中纺联发放。同时,他也非“二代”,出身普通家庭,因为家里从爷爷开始就一直从事纺织行业,所以对纺织行业一直怀有很深感情,2011年从北京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后,就选择了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作为自己的就业单位。

 

类似的新闻还有,“27岁清华博士当上副市长”。2014年9月,福建龙海市政府网站公布了新一批市政府领导成员名单。名单中,新任李施军为龙海市副市长。据官方资料,李施军是江苏南通人,1987年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博士研究生毕业,2014年8月参加工作。

 

除了毕业即担任要职的基层干部,一些年轻干部的升迁之路也曾引发舆论关注。

 

2012年,有过一则“清华大学毕业生半年升任副县级”的新闻。当年1月,生于1989年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焦三牛,刚工作半年,便被甘肃省武威市拟任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媒体惊呼为“火箭式”升迁。

 

在更早的2011年,31岁的张辉出任山东济宁市委常委兼市中区区委书记。这是他2002年大学毕业后,第7次换岗。三年前的2008年,28岁的张辉便出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官至副厅级,也引起了热议。

 

这些地方为人才拼了


这些干部的共性特征,大致可归纳为“四高一小”:年龄小、学历高、起点高、换岗频率高、升迁速度高。

 

实际上,全国各地政府每年都有许多面向高校引进高学历年轻干部的计划。

 

江西省便是其中之一。今年,江西便打算用高待遇来引进十一所名校毕业生去“当官”。仔细一看,待遇是不一般,名校也是真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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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1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都是响当当的名校。

 

相关文件称:“为加大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引进优秀人才,选调2017年全日制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更为重要的是,到县镇挂职锻炼两年后,表现优秀者,博士研究生可安排为副处级领导职务,硕士研究生可安排为正科级领导职务,本科生可安排为副科级领导职务。

 

早在2012年,福建也启动了类似的人才选拔引进工程。《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关于选拔引进优秀毕业生来闽工作的公告》显示,福建每年面向清华、北大等高校选拔引进博士、硕士研究生,博士按副处安排、硕士按正科安排。

 

据介绍,引进生工作是福建省针对领导班子年龄老化现象突出、高素质年轻领导干部比例偏少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实施的年轻干部成长工程。

 

这种形式的人才提升,初衷在于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高学历年轻干部到基层工作,能够把先进的理念带到基层,还能牵头做出很多项目,也能帮助提升单位的整体层次。也许用于培养他们的费用不少,但不少地方政府认为值得。

 

比如,2011年贵州铜仁市选聘了11个博士后,一年需要付出70多万元。但各县、各区、各个部门却都非常欢迎,有的县甚至表示希望能多招几个,因为觉得得到的远不止付出的。

 

“有位”还需“有为”


年少为官,在古今中外都算不得新鲜事。

 

过去,常见的说法是“干部年轻化”。但现如今,在一些正式文件中,“干部年轻化”的字眼出现得越来越少,更多的提法是“选拔年轻干部”。一种解读是,“化”具有彻头彻尾改变的意思,就是年纪大的干部要让位于年轻干部,这会让一些年纪大的干部感到威胁,而“选拔年轻干部”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2009年2月,中央曾制定下发《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行部署,这是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当年3月,中组部还下发了《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

 

这一年,《人民日报》在报道中称,选拔年轻干部进入了“快车道”。

 

通过政策高位就业,郑睿臻不是第一个。“最年轻”记录被一再刷新,也说明了我们在干部任用选拔上的创新成效。

 

但是,“最年轻官员”屡屡成为热点,依然还是年龄惹的祸。外界关注焦点有二,一是对低龄化的忧虑。这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未经太多磨砺的年轻人,能否胜任领导工作?二是对其背景的猜疑。这些缺乏政绩的年轻人,凭什么“一步登天”?他们是否是靠背景上来的“官二代”?

 

如何让大家秉持良性心态看待90后副县长们?只需两点:任职程序公开透明,以及,年轻“有位”并且“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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