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分类

腐败推高了房价吗?

2017/5/15 1:28:00 阅读:
财经第一声
微信号:财经第一声


GDP和财政不鸣谢就算了,这些年,房地产似乎成了不道德与腐败的代名词。各色权贵借房地产登上财富的顶峰,又纷纷跌落,跳窜一地。



中国官员腐败的核心领域,往往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途径有关。上世纪80年代,计划和市场双轨体制并存,小小一张批条,是“官倒”们权力变现的重要途径。90年代中后期,官员的腐败载体转移到了股票上,国企改制上市,很多官员持有原始股,一夜暴富。最近这十几年,房地产行业飞速膨胀,这里的权力变现就格外引人注目。

 

“阳光下运行,成本降低20%”


如果做一幅一镜到底的地产贪腐人物图谱,长度绝对不止某刷屏广告的4米。

 

随便举几例: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被查时,仅房产就达到374套。总后原副部长谷俊山据核查,房产也有300余处。已经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被查内容主要涉及矿产、土地、项目工程等,任职云南时,这位省委原书记曾推动了浩浩荡荡的云南“大城市运动”。被称为“季拆拆”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仕途之路亦是终于城市建设与房地产行业。

 


一朝落马,光鲜之下显露的是触目惊心的权钱交易。在房子就是硬通货的现实语境里,官员们坐拥如此之多的房子,不过是再次提醒我们,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寻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更加可怕。

 

事实上,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并非现在才出现,只是近两年高强度的打虎拍蝇让地产贪腐途径昭然。早在2006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欧阳卫民就在一个公开场合称:“房地产行业的洗钱几乎明目张胆。”

 

房地产腐败的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其中,内蒙古原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素毅的腐败路径就很有代表性:一是帮助房地产项目提高容积率;二是向地市有关领导打招呼,为房地产项目尽快通过规划审批提供帮助;三是为开发商在工程施工许可上提供帮助。

 

人情背后有交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腐败,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公开的必要成本。开发商要在房产开发的各个环节行贿政府官员,而最后买单的则是广大购房者。尽管开发商们把房价成本视作为商业秘密,不过有业内人士曾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就会降低20%以上”。

 

有限的市场化,隐秘的腐败


为什么是房地产?贪官多与房子有染,也因房产业需要和一些部门打交道的链条太长有关。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欧美发达国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差别。国内房地产市场,它是一种要素的非市场化及产品的市场化的市场。也就是说,当前房地产市场生产商品房所需的要素,比如土地、资金、规划,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定价,而是由政府的权力来定价,而卖出商品房的价格则由市场自由定价。

 


既然房地产市场的要素是由权力来定价,那就为这种权力寻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当政府的权力是没有约束或约束力很小时,那么房地产要素交易的每一个环节,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到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都存在腐败的可能,权力越大越是绝对,交易过程中的腐败就会越严重。

 

而这一过程中的腐败,往往具有很强的隐秘性。看一组数据: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显示,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42440.54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7456.63亿元。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的将近90%。

 

如果以千分之二的保守佣金估算腐败租金,仅以土地出让金一项计算,有37.456亿元。这点钱在土地财政的大海里,一点痕迹也不会露。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如果以土地款、工程款的10%计算租金,佣金数量非常可怕。

 

不妨来对比香港地区的土地市场。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卖地扩大贫富差距,却未造成普遍贪腐。一则税收对公共财政重要性高于卖地,从1971/1972年度到1997/1998年度的27年间,香港政府卖地收入累计2554.23亿元,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13.5%。因此,政府不会偏袒开发商,还要顾及到其他企业的生存环境。

 

化解腐败历史呆账


比简单贪腐更为严重的是,由贪腐带来的利益制度化。

 

涉腐官员都是房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其拥有的财富甚至与房价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与房地产相关的既然利益集团一旦形成,这个集团会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通过这些绝对权力把其利益制度化,从而使得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无法推出。

 


比如,公平公正的房地产税迟迟无法推出,房地产市场的信息公平透明规则无法设立,有效遏制房地产投资炒作经济杠杆的措施难以推行。这些都与政府官员希望把其利益制度化有关。反过来,制度的不完善给房地产行业的腐败造就了温床。

 

从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看,高层并未回避这一问题。虽然官员财产公开是大势所趋,但从决策层的角度,现在需要重点研究解决两个基础问题:第一,搞清楚官员财产的底数。第二,评估财产公开带来的社会风险。其中,历史呆账的解决比单纯的技术问题难度更大。

 

目前退而求其次的思路是:推行新提任的领导干部率先试点公开财产。这样一来,10年之内,利用两次换届以及届中调整,让新提任的领导干部率先公开财产,若干年后,存量逐步化解,相当于让他们“洗干净再出来见人”。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务实思路。



©(c)2016 财经第一声 技术提供